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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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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4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资本市场研究”课题组发布新一期题为《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的研究报告,其中第一部分如下,讲述目前疫情有可能演变的几大情境。接下来的政策建议,敬请关注后几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资本市场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组长:王文;课题组执笔人:贾晋京、卞永祖、曹明弟、刘英、刘玉书、杨凡欣、关照宇、王鹏、刘典、陈治衡、张婷婷、张洋,本文为课题组发布的新一期研究报告《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刊于3月24日、27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上半部分


编者按:疫情蔓延考验各国治理能力,同样也检验各大智库的研究预测能力。在这点上,人大重阳君还是蛮自信的。2月29日,美股还在26000,人大重阳刊发《暴跌!暴跌!暴跌!暴跌!暴跌!》,预测“疫情有可能导致全球大危机”;3月3日,美国刚现新冠病例,人大重阳发文《如果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3月17日呼吁“将1930年大萧条视为当下全球化基本参照”。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资本市场研究”课题组发布新一期题为《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的研究报告,其中上半部分如下,讲述目前疫情有可能演变的几大情境。


要点摘要

1、在低烈度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在未来3-4月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陷入结构性暂时萧条,复苏需要1-3年。

2、在中烈度情境下,疫苗在短期内无法研制成功,全球疫情冲击将持续数年,国际秩序受到颠覆性冲击,重组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

3、在高烈度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影响程度达到事关人类文明兴衰级别,疫后不存在“恢复”问题,只存在如何建立新世界、新文明的问题。


在微生物界看来,人类只是地球上的后来者、易危物种。人类文明进化史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微生物界的深刻影响,有时甚至被微生物改变人类文明进程乃至人类进化方向。


或许,多年后再看2020年,会很容易发现,将2003年非典对照新冠疫情是狭窄的。亦或许发现,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人类文明大变局的一个序曲。


2020年3月,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则刚迈入高发期的门槛。这造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处在疫情的不同周期。从经济与社会看,正在复工复产的中国面对的是金融市场陷入恐慌、经济刺激政策极端化的外部环境。本课题组成员较早地就预测了世界大危机将到来。目前,越来越多学者认同此观点。“新大萧条”的降临,已基本成共识,问题只是:它将演进到什么程度?带来的是世纪危害还是文明兴衰?

中国“战疫”的重点已转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下一步,中国经济也要防范境外萧条输入。为此,需要以底线思维研判“新大萧条”的可能情境与冲击强度,有针对性地建造“防波堤”。


一、全球疫情与萧条的互动情境推演


“新大萧条”以疫情为触发因素,经济与社会将受到何等程度的冲击,也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显然,疫情持续越久,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程度就越深,疫后平复周期也越长。


基于此,以疫情影响力为基础,可想像三种递进的情形:1)疫情冲击多个国家(“区域危机级”);2)疫情影响百年(“世纪危害级”);3)疫情削平西方文明的领先度(“文明兴衰级”),并在三种情形下推演了“新大萧条”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情境。


1.1 低烈度情境:区域危机级


在此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在未来3-4月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陷入结构性暂时萧条,复苏需要1-3年。


低烈度情境参照中国的疫情防控进程设置,即假定全球疫情涨落周期与中国在2020年1-3月的进程相仿,全球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得到有效控制。在此情境下,欧美主要国家总人口感染者比例将不超过0.1%,即相当于美国感染者总数在35万人以下。这种情境要想出现,需要疫苗以奇迹般的速度普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也难以抵御冲击,受影响程度堪比2008年经济危机,复苏至少需1-3年。


作为情境推演的出发点,2月24日-3月20日,美国股市蒸发15万亿美元以上,最“惨”的航空类、石油类以及波音这样的公司股价跌了60%以上。美国疫情“较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州,不像中国85%以上都在湖北。美国疫情防控比中国更难,且当前特朗普政策重于救“市”而轻于救“命”,如挑雪填井。已有机构预计,2020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将为-24%。



美国-欧洲之间的禁航措施导致全球最大规模的常规国际人流趋于消失,航空运输、旅游业、石油等行业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领跌板块,带动大面积的行业萧条、流动性紧缺。随着美国、加拿大进入“封城”乃至停办常规签证业务的疫情管控期,禁航措施将扩大到全球航线乃至其国内航线。贸易活动出现严重萎缩。各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都将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下方,各类需求都处于收缩的状态。“全球化休克”继续恶化。


西方国家纷纷以“印钞”方式“抗疫”,美联储已出台包括“零利率”、7000亿美元新一轮量化宽松、商业票据融资乃至直接收购股票等一系列极端的“大水漫灌”政策,预计短期内政策还将加码,美国进入“负利率”概率较大。受汇率冲击,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将在第二季度出现经济危机。全球性经济萧条必然出现。


未来3个月,国际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会继续引发剧烈的金融动荡,道琼斯指数大概率跌破15000点,甚至跌破10000点、直追2009年6469点的概率也是存在的。占美国GDP约40%的影视娱乐和文化体育行业将停摆,包括欧洲五大联赛在内的西方经济里的“现金流项目”都被大幅度推迟或缩减规模,东京奥运会极有可能被推迟。由人流、物流、信息流带来现金流的行业只要3个月无法恢复,西方经济必将陷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所称的“结构性萧条”,疫情后除非出现结构性变化,否则难以复苏。


1.2 中烈度情境:世纪危害级


在此情境下,疫苗在短期内无法研制成功,全球疫情冲击将持续数年,国际秩序受到颠覆性冲击,重组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烈度情境参照欧美国家只能采取力度有限的防控措施设置,在此情境下,欧美主要国家总人口中感染者比例将超过0.1%。这种情境的出现需要结合疫苗研制进程,在非常规情形下,疫苗可能在短中期内无法普及。在此情境下,欧美世界总共将有超过2000万人被感染,死亡人数可能按百万计。


这种情境犹如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溢影响延续至今那样,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程度将堪比世界大战,意味着国际秩序大重组,而“战疫”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紧急状态法案时就自称“战时总统”。


随着疫情延续,西方主要经济体将陷入“休克”状态,打砸抢烧等社会骚乱蔓延,不得不在冒着疫情风险的情况下部分恢复经济活动,例如重启体育赛事和娱乐活动,相应地,也必然恢复部分交通运输和物流。而这些被迫举措又将带来疫情进一步发展的风险,延长疫情冲击周期。


在应对愈演愈烈的新冠肺炎疫情时,一些国家很有可能采取以邻为壑的极端措施,将经济问题引向种族主义冲突甚至意识形态矛盾,加剧贸易冲突。


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很可能在恐慌情绪和流动性危机下进入“超级萧条”,这时有极大概率出现大规模“资产退市”现象,即在市场给企业造成的伤害稳定地超过收益情况下,大量企业干脆选择退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可能被迫关闭资本市场,甚至取消或变相取消总统大选。经济萧条使得中国以外的世界陷入“孤岛林立”状态,全球化从“休克”转入“濒死”。


那时,西方国家缺少行动所必需的资源,会倾向2008年那样寻求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萧条。此后,国际秩序重组的力度堪比二战后国际秩序重组,要在重建、新建一系列基础架构之后才会出现新的国际秩序,耗时不会少于5年,甚至更久。


1.3 高烈度情境:文明兴衰级


在此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影响程度达到事关人类文明兴衰级别,疫后不存在“恢复”问题,只存在如何建立新世界、新文明的问题。


高烈度情境参照西方一些研究中悲观的情境设置。在此情境下,世界将受到二次传染,即治愈者复发,导致感染人群加重,最终全球感染者人数达到数亿。疫苗研制的常规速度,无法跟上病菌的变化速度,最终导致西方文明领衔于世界的程度被病毒削平,而产生像14世纪黑死病鼠疫那样“文明兴衰级”的影响力。


在此情境下,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全球经济“抵抗力”的问题了,只存在人类文明在生存环境剧变情况下的适应能力问题。历史上,“黑死病”既有危害人类生存一面,也重塑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的过程并不适用于以供需框架为基础的经济分析,而应该从人类社会与地球关系的宏观历史视角去看。


高烈度情境下,人类社会将对疫情产生主动或被动适应,带来一系列世界巨变,但最终将以某种宏阔史诗般的方式涅槃重生。可能出现的世界巨变包括:


1)此前过度“经济金融化”的国家或在竭力支撑1年左右时间后走向国家框架瓦解过程,对于“大社会”基础上的“小政府”来说,这并非不可能。这一过程类似于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只是主角不排除可能换成某超级大国。


2)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流通体系巨变。美元的信用建立在“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买到东西”基础上,如果“美国市场”大幅度萎缩甚至不存在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资产又为什么非要以美元来计价?目前美国处于“零利率时代”,负利率的诱惑陡增。国际间流通可能将进入一段混乱时期,然后寻求统一的替代方案。


3)多个国家纷纷请求中国出手相助,并希望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建立“抵抗力”更强的国际合作秩序。这时,拥有稳健国内市场这个基础的人民币将被各国寄予厚望。而全人类将会更严肃地看待各国的制度优势,并改革下一步的各国治理机制与全球治理新框架。


下半部分



编者按:3月26日,中国防范疫情“倒灌”之战进入新高潮:颁布暂停外国人入境令、削减国际航班入境、倡导国际联防联控。人大重阳君支持诸上举措,防范疫情输入,还须防范全球经济风险的输入。数周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精准预测美股暴跌、全球大危机到来、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对照1930年萧条、美国实行负利率等。三天前,人大重阳“全球资本市场研究”课题组发布新一期题为《若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研究报告的上半部分“全球疫情的三种情境”,读者反响热烈。今天,再次独家刊出下半部分:外部萧条在传导中国,中国必须有六道防波坝。


要点摘要


1. 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外部怎样的影响?一是全球“汇率混乱期”带来巨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二是西方熊市将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减退,三是国际贸易萧条将冲击中国外贸。


2. 外部环境进入“新大萧条”,对外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带来影响。一是石油危机可能引发粮食危机和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二是亚欧大陆,疫情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深化;三是跨大西洋体系,美欧关系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割裂”。


3. 中国要防范一波接一波的外部冲击波,就要筑好六道“防波坝”:防范国际局势型冲击的防波坝,防范经济金融型冲击的防波坝,防范地缘政治型冲击的防波坝,防范社会型冲击的防波坝,防范舆论型冲击的防波坝,防范系统性风险型的防波坝。


防止全球大萧条传导至中国


3月26日,G20领导人峰会首次召开视频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倡导“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这是建立在中国过去两个月成功遏制新冠病毒在国内蔓延的经验基础之上,同样也是代表着中国对世界公共卫生治理的大国责任。


对于3月底的中国而言,防范新增疫例输入的任务相当严峻,而防范外国环境进入“新大萧条”的任务同样严峻。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外部怎样的影响?显然,传导路径是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资本市场研究”课题组对宏观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可能传导路径进行了分析。


一、全球“汇率混乱期”带来巨大输入性通胀压力


2020年二季度全球实体经济面临的冲击将远超疫情蔓延之初的预估。3月20日,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二季度美国失业率可能达30%,且GDP暴跌50%,比此前高盛做出的-24%预测更严重。26日,美国传出一周内登记失业的人数暴增320多万。


美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必将导致美元估值重大调整。作为在全球外汇市场占比超过80%(即全球外汇兑换中80%以上的交易都是美元与另一种货币互兑)的世界货币,美元估值调整必将引起全球汇率进入混乱期,各种货币都被迫重新找“锚”,且持续时长难以预计。


同时,西方主要央行“灌水救市”也使得国际货币面临“洪水滔天”局面。例如美联储大幅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同时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重启商业票据融资机制,预计其资产负债表很快将扩张到5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2008年危机之前的5倍多。近日,短期国债收益率已为负,负利率降临美国。(此前,人大重阳曾预测美国将实行负利率)加拿大央行两次紧急降息各50个基点至0.75%,并扩大定期回购工具的合格抵押品范围,以涵盖该行常备流动性便利下的所有合格抵押品。日本央行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新西兰央行紧急降息75个基点至历史低位0.25%,同时向经济注入121亿新西兰元(73.1亿美元)资金。英国央行也在三月连续两次紧急降息至0.1%,并增持价值2000亿英镑的英国政府和公司债券。


对此,人大重阳认为,作为全球资产生成中心的中国,更需重视资产泡沫和通胀水平,防范“剪羊毛效应”。短期来看,随着国内疫情的缓和,因为拥有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庞大的生产能力,产业链配套相对完善,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复工复产,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通胀的压力会得到稳定甚至缓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境外“直升机撒钱”很可能会流入中国,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因此,中长期来看,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中国央行没有必要受美联储的政策影响,当前的重点仍然是加快金融领域的改革,完善货币发行机制,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灵敏和迅速,同时静观国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影响,保持有定力和耐心。


二、西方熊市将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减退


3月中旬,西方资本市场纷纷出现了暴跌的行情,已经陷入了技术性熊市。从数据上看,美国标普500波动率指数VIX在3月17日已经涨至历史高位,市场弥漫着恐慌情绪。美债收益率上升以及黄金价格的大跌给市场的流动性带来负面冲击,如若流动性危机继续蔓延的话,将演变成普遍的金融危机。“现金为王”是此时主要的避险方式,市场参与者纷纷要求将资产兑换成现金,挤兑现象也在持续发生,更加剧了流动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人大重阳推测,流动性枯竭也将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市场。短期来看,外资可能部分撤离,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影响,而这种抽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根据数据来看,本年合计净流出达约到200亿元。海外资金流出给A股施加了一定压力,会给上市公司、企业的融资造成困难。流动性枯竭是金融危机的序曲,因此,各国央行也纷纷开启救市政策。


从资本流动性的角度来说,中长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积累会加剧,需要重点防范输入性风险。中长期来看,当央行的救市政策起到作用时,海外资金则会超额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使得金融泡沫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当资金大量涌入中国的债券市场时,也会促使债券负利收益率的形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加深,我们不仅需要抓住机遇,更需要注意风险的防范。在接下来的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应注重以下四点的发展:一是,在继续深化开放政策的同时,把握开放的内容和节奏,做到稳步高质量的发展;二是,稳步推行更多利于风险管理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增加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容量,如推行汇率期权等产品;三是,实施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措施,如对国际游资、国际对冲基金等主体的穿透式监管;四是,支持我国资本市场中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的发展,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我国金融竞争力。


三、国际贸易萧条将冲击中国外贸


国际贸易引擎熄火直接冲击实体经济。根据人大重阳的初步的判断,疫情的冲击首先会影响到海外市场的消费意愿,主要会对餐饮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服务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短期来看,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对于经济的发展不利。疫情同样会冲击已经形成的全球物流网络。目前,海运、航空运输等重要的运输途径相继出现停运、停飞的现象。铁矿石、石油、商品货物的运输成本陡然上升,同时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库存积压,这对相关企业、公司的运营打击更是强烈。


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但是,国际的需求骤减,只能对于刚性需求的产品提出订单,如口罩、医疗设备。这也反向冲击了我国国内外贸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引擎熄火,商店关门,经济停滞甚至停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受到严重限制和拖累,尽管净出口只占中国GDP的11%,但是超过30万亿规模的进出口,是拉动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马车,需要通过稳外贸、稳外资,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来共同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进而稳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开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全球新大萧条”下的地缘政治经济变局


外部环境进入“新大萧条”,对外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对此,人大重阳针对重点板块,从石油、亚欧大陆格局、欧美“跨大西洋”三个方面对可能出现的全球变局做了分析。


一、石油危机可能引发粮食危机和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当今,石油首先是一种金融产品,其次才是“工业的血液”。石油板块暴跌是欧美资本市场暴跌的领跌者。在金融操作中,由于石油期货价格长期以来波动率小于股票,因此欧美市场上的对冲基金往往将石油作为稳定性配比纳入资产组合中。但疫情导致欧美航空、汽车等出行需求预计“趋近于零”,同时油田很难大规模封井,这就导致油价必然暴跌,从而引起大量基金爆仓。反过来,大量基金爆仓又会导致全球价值约20万亿美元的油价、设施等石油资产估值大幅度下降,且并且即使到了疫情后,也没有必然理由再与美元绑定。石油美元时代或将伴随“第三次石油危机”走向土崩瓦解。


石油危机还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由于地处沙漠,中东石油出口国最重要的进口物资就是粮食,“石油换粮食”是很多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实质。石油价格大降,但粮食价格很难大降,因此,需警惕几个月后可能爆发的国际粮食危机。


石油危机还可能引起美国页岩油气产业发生危机,因页岩油气的成本价约为40美元/桶,油价处于低位时长只要超过3个月,大量美国页岩油气企业债券就要违约,从而引发在金融引发严重的“次生灾害”。


随着各国为减小疫情的影响必将延续“封锁”政策,势必进一步加剧对市场需求的冲击。由于各国管控措施的加强,制造业将迟迟不能全面复工,这将严重损害能源资源消费国的经济,石油价格因此也仍将长期处于低位。受石油价格低迷的影响,美元资产可能会大幅度贬值,对商品出口竞争力造成严重损害,贸易摩擦在所难免。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及其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石油需求的预期前景也在不断恶化。


二、亚欧大陆:疫情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深化


因疫情造成的全球大萧条对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有着很大影响,但同时也在刺激着包括卫生防疫更多领域的国际深化合作。中东地区大的战事暂时停止,因疫情在军队爆发,驻扎在叙利亚的万名土耳其士兵从前线撤离,但叙利亚战场疫情爆发的几率还是很大。


各国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采取限制出入境、禁止聚集性活动、居家隔离等措施,全球热点地区将进入暂时性的孤立和自我隔离。多个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将受到影响。


以往深信以美国为导向推动自由贸易的新兴市场,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得不选择新的合作发展道路,在新的秩序下寻求合作。疫情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推进,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将积极地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国家推进采取包括人员排查、减少人员轮替派遣、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为人员设备通关提供便利等多项措施,同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着医疗物资援助。建立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入境卫生防疫合作网络,加强“一带一路”在防疫方面的合作,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化至关重要。


保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密切交往,将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疫情将使得“一带一路”国家间的风险应对和政策配合更加完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在疫情期间互相提供积极的政治、物质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可以体现“一带一路”精神的合作、互惠互利精神。


而对于中东地区作为世界能源、军事、安全的热点地区,也需要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协助这些国家进行对疫情的防控。叙利亚进行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推迟了议会选举,并敦促美国和欧盟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伊朗武装和土耳其军队都有确诊的病例,俄罗斯和土耳其分别向叙利亚运送了医疗用品和武器弹药,叙利亚战场疫情大爆发的几率还是很大。


三、跨大西洋体系:美欧关系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割裂”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给欧美国家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治理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对跨大西洋的相互认知与互动也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继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逐日增加后,欧洲已经成为疫情的“中心区”。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为对抗疫情发布对欧洲的“旅行禁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冠疫情将大概率地对美欧之间业已存在的裂痕造成新的毁伤。


首先,禁令显然会影响美欧之间的商贸往来。欧美互为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彼此为对方总共提供了超过160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美欧“旅行禁令”的颁布、实行,必然导致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交流锐减,从而使欧美双方本已不甚乐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其次,美国防疫措施的不力将对其制造业、服务业和就业机会带来严重冲击。长期以来,美国都是欧洲人在欧洲之外最主要的旅行目的国。美欧航线不仅为美国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国外入境者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人年均300亿美元以上的在美消费,同时也为大量欧洲航空公司的收入“保底”。美国因疫情单方面停飞所有欧美间航班,对这些航空公司而言不啻于釜底抽薪。此外,疫情下的管控措施也将导致制造业萎缩,就业机会外流,使得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重新感到不安。


最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不仅阻断了双方的贸易往来,还很可能加剧欧洲的内部分裂,使得跨大西洋体系走向“大割裂”。美国将防疫政策上的不力“甩锅”给欧盟,使大西洋两岸之间原本就因英国脱欧、欧洲打算组建自主防务体系等问题而龃龉丛生的关系更加复杂化。疫情冲击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中断最终将使跨大西洋体系走向“大割裂”。


中国须筑好六大“防波坝”


在中国逐步复工复产、外部面临“新大萧条”的“经济势能差”背景下,中国要防范一波接一波的外部冲击波,就要筑好“防波坝”。对此,我们设计了六道“堤坝”的方案。


一、防范国际局势型冲击的防波坝:呼吁美国须积极与中国合作,也做好美国添乱的准备。


3月27日,美国累计感染病例首超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大重阳推测,若当前美国当局“救市”重于“救人”的政策继续,感染人群超过百万是高概率事件。


当前,美国还采用的以推卸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给中国的政治策略,在专业抗疫上,目前未见高明之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金刻羽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全球对它的影响,它会对全球有更大的影响,而它的问题来自于内部市场。如果美国旅游、餐饮等重要服务行业完全停滞,对美国的影响可能不是5%的产出丧失,而是40%的产出丧失。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有可能是2009年金融危机的10倍。”所以,新冠疫情事实上是压在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雪崩随时可能发生。


下图是美国就疫情问题和中国合作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走向,从四个象限的分析看,就算是美国愿与中国积极合作,并在3个月内结束疫情,这似乎不是美国当局想要的,因为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当局最近几年以来所做的反华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以美国优先为由打破现有国际格局,破国际的窗户,让美国少部分利益集团套取全球混乱的红利。因此中国防范国际性系统风险倒灌的首要问题是,要充分做好美国“失智”、“失责”的准备。


美国就疫情问题和中国合作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秩序


二、防范经济金融型冲击的防波坝:重构中国价值链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传导。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全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联动震荡:股市熔断、暴涨暴跌、油价崩盘、疫情泛滥,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西方主要央行实施金融“大放水”救助措施。“大水漫灌”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殃及其他国家。中国要做好应对输入性风险,筑牢经济“防波堤”。


一方面要针对外部经济停摆,重构“中国价值链和产业链”。坚持推动“六稳”真正落地,果断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防范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以及高失业率上来,结合国内外情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力度,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务实合作,促进区域金融稳定,加强输入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对内,以促进扩大内需和经济平稳发展为目标,巩固“中国产业链”,增强国人信心;对外,理清“中国价值链”在新形势下的全球供需关系的位置和头寸,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和声誉。


另一方面要针对外部金融“大水漫灌”,准备“中国平准”预案。平准思想是中国古代智慧,即为现代的“宏观对冲”,即有条件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稳定贷款。对内,发挥中国体制优势,稳定资本市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吸引更多资金到中国避险。对外,预备“中国平准”预案,帮助受疫情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深陷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稳定金融;抓住股市暴跌时机,寻求境外融资需求的市场机遇,收购兼并供应链、产业链中缺少的技术和企业,收购兼并便宜资产,完善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


三、防范地缘政治型冲击的防波坝:警惕地缘政治冲突网络空间化。


疫情期间由于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边境管理措施,因此物理上的地缘冲突诱发的可能性较小。重点是要防范地缘政治冲突蔓延到网络空间。国际网络舆论对于新冠疫情与中国的成功经验的舆论冲突呈现明显两极分化:极端仇视中国和强烈支持中国的国际人群在网络上同步在增长。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外宣的传统力量不足以支撑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冲突网络空间化问题。应该扩大战斗队伍,充分利用几年来我国新型智库在国家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优势,做好数字化、由线上到线下的地缘政治冲突防范。对此,推荐阅读人大重阳课题组此前撰写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形象传播方式急需大改革》一文。


四、防范社会型冲击的防波坝:保护中国境外人员、企业及相关组织的安全。


近日来,部分西方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对亚裔的仇视加剧,新“黄祸论”已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暴力事件。综合境外互联网信息分析看,对于社会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冲击事件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参与组织日趋复杂化。


要特别注意“一带一路”共建国沿线都市商业经济圈、华人聚居区和中资相关工业园区的社会性冲击的恶化。特别是要提高对高危地区社会风险转向暴力化的趋势预警。对于有明显躁动节奏的地区,要及时发布相关提醒,保障在境外人员、中资企业等在境外开展经济活动、交流合作中的人员的安全。


五、防范舆论型冲击的防波坝:坚决与病毒标签化作斗争。


美国当局“中国病毒”、“功夫流感”的造谣中伤遭到了全球各国人民的反感。我国外交部也针对美国当局的类似歪曲事实、不负责任的“标签化”对华攻击手段进行了有理有据、坚决严厉的反击。但是由于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和互联网本身的传播规律,标签化的事物会在网上造成多重震荡与相互共振,进而与各种谣言滚动繁殖出不同类别、无目的而最终又合服造谣者意图的各种攻击性舆论。


因此,我们除了外交层面对美国这一卑劣行为进行正面反击,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这种标签化在国际网络上不断被强化。建议拿出法律的武器对美国几大主流社交媒体提起诉讼,要求其在技术上阻止“中国病毒”等类似的疫情歧视性标签在他们的平台出现。防止不利于中国的歧视性网络用语标签在国际互联网进一步发酵,扼制此类恶意传播进一步转化出不可预测的安全隐患。


六、防范系统性风险型的防波坝:把中国“防线”外移到全球。


疫情的国际危机之下,各国人民对于全球国际命运共同体的体会将进一步深刻。


首先是主动援助。病毒面前,任何漂亮的马奇诺防线都是行不通的,各国人民需要彼此协同合作,共同战胜病毒的挑战。中国当前主要的压力已经从国内抗疫到防止外部性输入逐步转变。因此中国也不会仅仅是被动地边控以减少病毒输入性风险,而是会主动走出国门,尽最大可能帮助各国人民尽快走出疫情风暴。据网络可查的媒体新闻,综合看,中国现已向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派出医疗救援队。上海、广东和四川分别提供了相应的援助。此外,还向日本、韩国、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运送医疗用品,帮助他们抗击疫情。


其次是联合科研。中国及时采取了公开数据、公开病毒研究进展等与有相关科研相关工作,积极推进疫苗、治疗特效药物的研发工作。即使是在遭受美国恶意谣言攻击的情况下,中国也保持着与美国在共同应对病毒的药物研发等方面的积极合作,并且充分利用了已有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开启了全球性的协同研发创新。


目前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疫情之下社会行为、经济冲击和政治冲突方面的协调磋商和应对机制的共建。以欧洲为例,部分国家的决策是基于在欧洲各国博弈过程中本国核心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这不仅会造成欧洲抗疫囚徒困境的出现,也会滞缓全球的抗疫进程。因此中国作为全球性的大国,有必要在美国当局坚持“甩锅”,挑唆种族仇恨的情况下,进一步凝聚全球各国促成广泛的抗疫战线,缓解国际矛盾,减少区域性疫情博弈,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快克服疫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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